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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意代言录

字号+作者:admin 来源:临河市 2019年06月12日

2012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春华在接受对话时指出,内蒙古将用五到十年解决贫困人口问题,争取在2015年解决150万人的脱贫问题,到2020年,解决所有...

  2012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春华在接受对话时指出,内蒙古将用五到十年解决贫困人口问题,争取在2015年解决150万人的脱贫问题,到2020年,解决所有人的脱贫问题,人均收入达到6000元以上。谈及农牧民权益保护,胡春华表示,在个别的地方个别的企业确实有侵犯牧民权益的问题,他的态度是发现一起纠正一起。

  胡春华:我想事先说明一点,今天是我们内蒙古代表团开放日,希望媒体记者围绕内蒙古的经济社会发展,大家感兴趣的问题提问,我们会请人回答这些问题。

  用五到十年解决内蒙贫困人口问题

  问:据了解,去年内蒙古调整了扶贫标准,农区是2600元,牧区是3100元,这比国家的新标准分别高出了300元和800元。内蒙古的这个标准是参照什么制定出来的?按照这个标准,内蒙古还有多少贫困人口,能否如期完成脱贫任务?

  胡春华:内蒙古扶贫标准确实高于全国的平均的扶贫标准。我们参考了国际通行的一些标准,更主要的是从内蒙古地处高寒,生活费用比较高的考虑出发,来制定这样一个标准。按照这个标准,内蒙古自治区现在的贫困人口是266万多一点,下一步的目标是在2015年解决150万人的脱贫问题,贫困人口的人均收入达到了3000元;到2020年,解决所有人的脱贫问题,人均收入达到6000元以上。

  我们采取的措施有这么几项,第一项是加大投入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去年内蒙古的扶贫专项资金是1亿9300万,今年我们安排了10个亿,是去年的5倍,同时我们要求蒙古市区县总体上再按1:1配套,也就是说再安排10个亿。

  第二项是采取措施鼓励农牧民向城镇,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比如我们正在下决心解决农牧区贫困家庭大学生的就业问题,要解决一个人就业,带动一户脱贫。前不久呼和浩特铁路局和家庭在农牧区贫困的学生,一次性签订了1100多人的就业合同,这项工作我们还要继续推进。

  第三项是对于自然条件比较恶劣,不太具备生存和发展条件的,实行搬迁。内蒙古地域广大,回旋余地比较大,可以搬到自然条件比较好的地方,到生产更好的地方。

  第四项是对于丧失了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采用社会保障的方式解决他们脱贫的问题。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呢?去年内蒙古的人均GDP已经达到了8900美元,我们想在明年或者后年,内蒙古的人均GDP将超过1万美元。我们觉得在自治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到了人均1万美元的情况下,还存在这么大量的贫困人口,这是无论如何说不过去的。因此我们想用五到十年的时间,按照刚才讲的标准,解决贫困人口的问题。

  损害牧民利益 发现一起纠正一起

  问:总理工作报告上说到今年全国的GDP降到7.5%,内蒙古这么多年来GDP的增长一直很高,2011年上半年还保持在15%左右,那么今年内蒙古的GDP计划和目标会有一个什么样的调整或者规划?另外在煤炭资源开采的过程中对一些牧民的草场带来了损害,自治区政府怎么样保障牧民这方面的权益?

  胡春华:自治区刚刚开完人代会,自治区人大通过了今年内蒙古的计划是13%。为什么提13%?第一,这是留有一定的余地,因为我们最近几年的经济增长都在14%以上,所以13%对于内蒙古来讲是有余地的。第二,内蒙古的经济是以国内市场需求为主,14000多亿的GDP,其中对外贸易额只有119亿美元。只要全国保持7.5%,内蒙古的经济保持13%就没有问题,当然这还需要我们做出努力。

  自治区在对资源的开发过程中,对于保护生态保护农牧民的利益总体上是做的好的,但是在个别的地方个别的企业确实有问题。我们的态度非常明确,就是发现一起纠正一起。去年我们整顿矿业是110多家,关闭了70多家。

  问:作为离北京最近的自治区,内蒙古的社会舆论压力会不会很大,怎样的维稳方式是最好的方式?你应该是最年轻的省级一把手,作为60后,你担任这个重要职务有何心得?

  胡春华:大家比较关心这个问题,我能说的是这样。我现在是内蒙古自治区的党委书记,所以我要考虑的是怎么样把内蒙古自治区的事情办好。关于社会稳定的问题,政法委副书记比我更了解,请他回答。

  陶建(内蒙古政法委副书记):自治区历来非常重视稳定工作,因为自治区有两个重大目标,一个是建立北方的生存屏障,一个是建立北方的安全屏障。什么(维稳)方式最好?在推进平安内蒙古建设上,在提高人民福祉上,在化解社会矛盾上,在整个我们经济社会的考虑下,都是以人民的福祉为优先。因此我想,最好的稳定就是人民的满意。

  问:你怎么看“学雷锋”运动?在少数民族的地区“学雷锋”运动的意义在哪里?

  胡春华:每一年的3月5号是学雷锋日,昨天是3月5号,所以最近一段时间全国各地包括我们内蒙古自治区都在广泛地开展学雷锋的活动。

  回避个人问题 只谈内蒙发展

  问:你经常上网吗?

  胡春华:我上网不多。我事先讲了,今天是内蒙古代表团的开放日,最好提内蒙古的问题。

  问:你会上微博吗?

  胡春华:请你问内蒙古的问题。

  跟边疆地区有缘 热爱西藏和内蒙古

  问:你以前在西藏工作了很长时间,现在又到内蒙古工作了几年,你对于处理民族地区事务,促进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有什么心得和经验?

  胡春华: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你,因为这两个地方都非常有特点。比如文化,西藏的文化非常悠久,内蒙古的草原文化同样非常悠久;讲到自然,这两个地方都非常漂亮,西藏全是雪山,内蒙古是大草原;讲到民族,这两个地方的人民都非常纯朴。我有幸在这两个边疆地区工作,我觉得跟边疆有缘分,我非常热爱这两个地方。

  胡春华简历

  胡春华,男,汉族,1963年4月生,湖北五峰人,1983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3年8月参加工作,中央党校研究生学历。

  现任十七届中央委员,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内蒙古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1979.09—1983.08北京大学中文系学生

  1983.08—1984.12共青团西藏自治区委组织部干部

  1984.12—1985.11西藏青年报社工作

  1985.11—1987.09西藏饭店党委委员、人事部副主任,党委副书记、人事部经理

  1987.09—1992.03共青团西藏自治区委副书记(1990.02明确为副厅级)

  1992.03—1992.12西藏林芝地区行署副专员

  1992.12—1995.07共青团西藏自治区委书记

  1995.07—1997.12西藏自治区山南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其间:1996.09—1997.07中央党校一年制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习)

  1997.12—2001.07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青联副主席(1998.11)(1996.09—1999.07中央党校研究生院在职研究生班世界经济专业学习;2000.09—2000.11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学习)

  2001.07—2003.11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秘书长

  2003.11—2005.03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区政府常务副主席

  2005.03—2005.11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务副书记、区政府常务副主席

  2005.11—2006.10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务副书记

  2006.10—2006.11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

  2006.11—2008.03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

  2008.03—2008.04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河北省委副书记

  2008.04—2009.01河北省委副书记,代省长

  2009.01—2009.11河北省委副书记,省长

  2009.11—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第十七届中央委员、全国人大代表

  (人民网资料 截至2011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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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林祥(资料图)

  3月6日,全国人大代表、内蒙古鄂尔多斯集团董事局主席王林祥接受对话。谈到鄂尔多斯是否存在房产泡沫的问题,王林祥认为鄂尔多斯的房地产业不能说没有泡沫,但也不能说泡沫过大,总体上讲和全国各地是一样的。他同时指出,鄂尔多斯的住房问题在全国范围来讲是解决得比较好的,人均住房已达到两套以上。

  2012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河北省委书记张庆黎在接受对话时指出,万名干部下乡不是主要为了维稳,而是帮助农村发展,让老百姓的日子更加殷实。在经费方面,张庆黎表示并不像媒体炒作的那样会劳民伤财,下去的工作组不给群众添麻烦,吃、住、用都是自己带,“整个工作经费我们自己报,谁派工作组谁管”。张庆黎还称,“举措很受老百姓欢迎,都说党的好传统回来了,来了又串门、聊天,又谈心,帮助我们修路等等”。

  百姓称党的好传统回来了

  问:今年二月,河北展开了万名干部下乡工作,希望书记能评价此次工作的初期成果。

  张庆黎:这位女士提的问题,非常重要,我乐于回答。刚才你讲我们下去主要是维稳,不是这个意思。我们今年做这个决策,是根据省第八次党代表大会建设经济强省和谐河北的总体部署,采取的一个重大举措。组织万名干部下基层,是15000名干部到5000个村,河北省接近5万个村,不搞锦上添花主要是雪中送炭。这些村都是自然条件比较差,经济发展相对慢,人民的生活相对来说还不是那么富裕,个别的班子也不是那么建全。

  我们组织的都是有经验的老同志,也有一些年轻的,这些人下去,主要是带着对老百姓的深厚感情,带着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带着党的关心和温暖到基层。我们很形象很通俗的讲了“十个一定要”,一定要高度重视,一定要抽精兵强将,一定要吃住在村里,一定要把工作做好,一定要把党的声音和温暖送到群众中去,一定要听到群众的心里话,一定要帮助群众找到致富路子,一定要帮助解决好突出的矛盾和问题,有的村子缺水,有的缺少路,有的没有电,第九个是一定要帮助建设好村级班子,帮助他们建全建强,一定要严格遵守纪律,不许给群众增加麻烦,不许接受礼品,东西都是自己带着,被褥子锅碗瓢勺,吃的用的全是自己的。

  通过下基层,真正使好的传统和做法充分体现出来;通过这样一段工作,能够使群众得到实惠,干部受到教育,基层增强活力。因为我们长时间的基层工作,举措很受老百姓欢迎,都说党的好传统回来了,这次来了又串门、聊天,又谈心,帮助我们修路等等。

  活动完全是践行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政府和老百姓怎么样共进,怎么让农村发展更快,让老百姓的日子更加殷实。

  下乡工作组吃住用都是自己带

  问:下一个阶段将会投入多少相关经费?

  张庆黎:经费也不是像最近有些媒体炒作那样,说我们会花多少钱,要劳民伤财,实际情况你们可能不了解,我们有些工作也没有介绍清楚。下去的工作组不给群众添负担、添麻烦,吃、住、用都是自己带,整个工作经费我们自己报,谁派工作组谁管。至于具体到村里,比如修一条路等新农村建设方面,单独向上申请。

  不是说这次下基层要拿多少钱,工作队正常经费我们财政拿,不给群众增加负担,具体的项目规划好可行了,按照正常渠道来申请。

  问:有没有想过将这一活动作为经验成果向其他省份介绍?

  张庆黎:这个经验向全国推不推,我们不知道,也没这个要求。中国这么大,各地情况千差万别,各地采取什么办法把基层工作做的更好,让老百姓日子过的更殷实,各地都有不同的办法。“百花齐放,各有千秋”。各地采取什么办法,那是人家自己的事,我们就想实实在在的通过下基层活动,把河北基础工作做的更好,能解决一些难题,能够帮助老百姓解决一些矛盾,让老百姓尽快富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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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庆黎简历

  张庆黎,汉族,1951年1月生,山东东平人,1971年1月参加工作,1973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校研究生学历。

  1971年1月至1976年4月山东省东平化肥厂工人、车间主任、党支部书记、厂党委副书记。

  1976年4月至1976年11月山东省东平县委常委兼工交办副主任。

  1976年11月至1979年1月山东省东平县委副书记(期间:1978年6月至1979年1月借调团中央工作)。

  1979年1月至1983年1月团中央工农青年部副处长、处长(期间:1980年8月至1981年2月在北京农业大学学习)。

  1983年1月至1986年3月团中央工农青年部副部长(期间:1983年9月至1985年7月在中央党校进修部大专班脱产学习;1980年至1985年兼职任中央农广校副校长)。

  1986年3月至1988年1月山东省东营市副市长兼市政府秘书长。

  1988年1月至1993年3月山东省东营市委副书记、副市长(期间:1992年3月至1992年7月在中央党校学习)。

  1993年3月至1995年1月山东省东营市委副书记、市长。

  1995年1月至1997年3月山东省泰安市委书记。

  1997年3月至1997年12月山东省泰安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期间:1995年9月至1997年12月在山东省委党校经济管理专业在职学习)。

  1997年12月至1998年3月山东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

  1998年3月至1998年8月山东省委常务副秘书长。

  1998年8月至1999年2月甘肃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1999年2月1999年10月甘肃省委常委、兰州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甘肃省民兵预备役师第一书记、第一政委。

  1999年10月至2002年4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常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副书记、司令员(期间:1999年10月至2001年7月在石河子大学农业经济管理专业研究生课程进修班学习)。

  2002年4月至2004年12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常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副书记、司令员,中国新建集团公司总经理。

  2004年12月至2005年1月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副书记、司令员,中国新建集团公司总经理。

  2005年1月-3月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副书记、司令员,中国新建集团公司总经理。

  2005年3月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

  2005年11月任中共西藏自治区代理党委书记。

  2006年5月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

  2006年10月23日,在中共西藏自治区第七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当选为自治区党委书记。

  2011年8月,不再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任河北省委书记。11月22日,在中共河北省第八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当选为省委书记。

  2012年1月,当选河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中共第十六届、十七届中央委员,十届全国人大代表。

  (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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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春贤(资料图)

  3月7日上午,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新疆代表团向媒体开放。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春贤被问及新疆当前面临的反恐形势,张春贤称对暴力恐怖分子,不能施仁政,发觉一起,坚决打击一起,并表示不能让暴力恐怖分子的屠刀对准妇幼儿童、无辜群众!

  张春贤告诉记者,对这些暴力恐怖分子,大家不要以常态的伦理来推断。他的确不是宗教问题,不是民族问题,而是以反人类为标志,残害无辜,令人发指,甚至对耄耋老人、妇幼儿童、男孩女孩都下得了手。这些暴力恐怖分子,是我们全党、全国人民所共同愤恨的,我们要客观去面对。但是出现这些事,并没有影响到新疆整体形势的发展,反倒证明现在新疆形势是比较好的,“这些坏蛋、反动分子见不得新疆形势的各种好,也把他们逼出来了。”

  张春贤最后强调对这些暴力恐怖分子,不能施仁政,“今后发觉一起,坚决打击一起!发生一件事,果断处置一件事!不能让他们的屠刀对准我们的妇幼儿童、对准我们的人民、对准我们的无辜群众!”(艾锋)

  针对日前在藏区有僧侣发生自焚事件,西藏自治区主席白玛赤林7号表示目前西藏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他也谴责煽动自焚者违背了人类良知和道德的底线。

  白玛赤林说,当前西藏的整体形势平稳,民众安居乐业,他强调一定会保护好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对于藏区不久前出现的自焚事件,他就谴责自焚是不仁义和不道德的行为。

  白玛赤林(西藏自治区主席):“我想不管发生自焚或者什么事,我自己觉得也很痛心,因为人生命只有一次,人的生命是最宝贵的,珍惜生命和人本身也是教义的教规,所以不管是谁煽动或者谁鼓动采取自焚这种方式,我觉得是不应该的。自焚,我个人感觉极不人道,违背了佛教的教义——我们活佛在这儿——我觉得应该说是确实违背了我们人类的良知和道德的底线。所以对自焚的怂恿者也好支持者也好或者是自焚,我觉得应该受到法律的严惩,我对自焚有这么一点看法。

  因为我刚才前面说了哪个藏区发生自焚,我也不是很清楚,但是我听到了一些网上嘲骂,说这么一个我自己的观点。刚才已经说到了,记者朋友问到西藏、其他藏区出现一些(事情),西藏是不是不闻的。我说实话我们到现在为止我们代表团过了藏历年以后出来的,我刚才说了今天的藏历正月十四岁,明天才是正月十五藏历的,所以正在过藏历年。现在西藏总体上可以说是非常平稳。

  为了过好今年的元旦、春节、藏历年,春节和藏历年相差一个月,有时候碰到一天,有时候相差一个月。这个期间我们干部也进行轮流的休息,社会也很和谐,老百姓我前面介绍当中讲了,都愿意过着幸福的生活,都愿意过着稳定的生活,所以我们也一定会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也一定会保护好这个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所以从目前情况来看西藏整体是稳定的,没问题,老百姓也是安居乐业的,不论是怎么样就是前面说的,我们前面已经介绍了。”

  而谈到目前西藏有部分青少年离开西藏追随达赖喇嘛,白玛赤林就说会面对现实,他也强调自治区政府首要的任务是把教育和民生工作做好,才能争取到人心。

  西藏拉萨市的市长在日前曾经表示要在3月份的敏感时期,确保大事、中事、小事都不会发生。在今天接受采访时,他也特别指出,将会首先做好社会管理以及民生方面的工作,以保障拉萨的稳定和安全。

  多吉次珠(拉萨市长):“采取的措施是,主要是加强社会管理,我们通过加强社会管理解决存在的一些问题,我想拉萨是稳定的,刚才主席也说了,没问题。”

  记者:“那您觉得最害怕什么事情会发生在拉萨,大、中、小事,最害怕哪一方面的事情?”

  多吉次珠:“我觉得最害怕是没有,我希望不出事,不会出事。”

  3月7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新疆代表团向媒体开放。新疆自治区主席努尔·白克力就新疆形势回答了记者提问。努尔·白克力称当前新疆形势总体稳定,总体向好,但反恐任重道远。他还强调新疆要牢固树立稳定压倒一切的思想,绝不容许任何人以任何方式干扰宪法和法律的实施,绝不容许以任何借口反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绝不容许以任何形式破坏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

  努尔·白克力介绍,新疆当前形总体稳定、总体巩固、总体向好,但是维稳基础有点薄弱,维稳形势依然严峻,维稳任务依然十分艰巨,新疆反分裂斗争由来以久,过去有,现在有。反恐同时也是世界性的课题,非传统安全恐怖主义威胁着各国人民的生命安全,因此,除了做好内部防范和依法打击以外,还需要国际上的共同合作。

  努尔·白克力强调,在新疆,稳定是发展进步的根本前提,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牢记发展是硬道理,稳定是任务,是责任。新疆要稳定必须加快发展,但也要看到发展并不会必然带来稳定,没有稳定这个根本前提条件,什么事情也做不了,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去,更不可能实现跨越式的发展。

  努尔·白克力称,因此,新疆要牢固树立稳定压倒一切的思想,坚持发展和稳定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坚定不移地高举维护社会稳定、维护社会法治、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维护祖国统一、维护民族团结的旗帜,确保新疆社会大局稳定。他还特别强调要坚决全面严格执行宪法和法律,绝不容许任何人以任何方式干扰宪法和法律的实施,绝不容许以任何借口反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绝不容许以任何形式破坏国家统一、民族团结。

  努尔·白克力还向记者介绍了新疆民生工程。新疆民生工作去年最大的亮点体现在就业上。努尔-白克力介绍,2010年以前,不要说当年毕业的大学生没有就业,从2002年到2009年,还沉淀了75000名大学生未就业,其中83%是少数民族高校毕业生。因此,自治区从2010年开始着重解决就业问题,去年一年全年新增565600人的成人就业人员,其中85%以上是应届毕业生,同时有14000名少数民族高校毕业生签订了带薪的就业培训。(艾锋)

  2012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省长姜大明在接受对话时表示,对高考教育改革,山东有信心。因为山东的学生都很优秀,每年的高考分数很高,“大专的录取线到北京都可以上普通大学” 。谈到齐鲁银行案件,姜大明称案情基本搞清楚,涉案罪犯已经抓到,涉案的企业和政府机关工作人员也已经归案,现在即将起诉。

  以下为对话实录:

  有信心进行高考改革 因为学生优秀分数高

  问:山东高考改革力度非常大,允许异地户籍的考生在山东参加考试,这一政策的出发点是什么?

  姜大明:山东是人口大省,也是文化大省,同时是教育大省。山东目前在校生的数量全国排在第一位。这次改革主要是关于高等教育,特别是考试制度改革。到2014年,在山东完整经历高中教育的学生,无论户口是否在山东,都可以在山东参加高考。

  第一,是从山东高等教育的现状出发的。现在山东的普通高等教育在校生已经超过160万,有这个能力来吸纳全国高中生到山东来读大学。

  第二,整个社会管理在不断进行改革。国务院已经提出户籍制度改革,其中关于教育和有关方面的社会保障,不受户口限制,特别是农民工和农民工子女。

  第三,山东有这个信心。山东的学生都很优秀,每年的高考分数很高,大专的录取线到北京都可以上普通大学,所以我们也有了信心。改革对于山东的学生不会有很大的冲击,有好学生到山东来读书,我们举双手欢迎。

  齐鲁银行案件即将起诉

  问:能不能介绍一下齐鲁银行案的最新进展?

  姜大明:齐鲁银行案件是一个金融诈骗案。我们用了一年的时间,案件基本搞清楚,涉案罪犯已经抓到,涉案的企业和政府机关的一些工作人员,也已经归案,现在即将起诉。齐鲁银行涉案资金和实际损失,现在大体已经搞清楚,对齐鲁银行的正常经营不会发生影响。济南市政府和有关金融监管部门,也在做工作。一年来齐鲁银行的经营是正常的。

  我们要深刻地吸取教训,严厉防范金融风险。现在山东正在开展一件事情,用半年的时间,对省内金融机构,特别是省属金融机构,开展一次金融风险的防范检查,这件事情现在正在进行中。山东的金融生态环境是好的,感谢媒体对我们的关心,对我们的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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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政协委员刘永好接受对话(摄影:陈芳)

  2012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四川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在接受对话时回顾了自己20年的履职之路。谈到自己第一次在人民大会堂做大会发言时,刘永好表示当时的心情很激动,“这以前都是毛主席站的地方、讲话的地方,民营企业家怎么能站在这儿讲话?”并称自己最崇拜邓小平,“正因为他的理论、他的思想、他的指引、他的改革开放,才能够指引12亿人能够走到今天。”

  以下为对话实录:

  能在毛主席讲话的地方发言 确实很激动

  问:你1993年当选全国政协委员,至今已将近20年。回顾自己的履职之路,你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刘永好:我是1993年担任全国政协委员的,到今年是二十年了。我是改革开放以后第一批来自民营经济的政协委员,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我做了十年,全国政协常委做了十年,还作为第一个民营经济人士担任了全国政协专门委员会副主任,现在还是。这二十年来参加政协工作,对我的提升、帮助都是蛮大的。

  首先,有了大局观,做事看问题考虑得更全更大,是站在全国的角度来考虑,站在行业的角度来考虑,站在国家的角度来考虑,站在社会的角度来考虑,这是一个大局。

  第二,这二十年来我接触过很多专家学者,像吴敬琏老师、厉以宁老师、林毅夫老师等,他们都是全国顶级的专家权威。因为我们都是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在一个组,所以经常在一块沟通、交流、学习。在向他们学习的过程中,我自己对社会、经济、国家的认识,对大局的理解都有提升,而且经常跟他们一块出去搞调研,讨论某些问题,视角就不一样了。以前我更多的是考虑自己的企业,或者说是局部,但是现在更多站在行业的角度,站在三农的角度,站在国家的角度,站在农民利益角度考虑问题。

  另外,我也接触了很多企业家,包括央企的、国企的、民企的,当然还有来自管理机构的(人士),李荣融先生、李家祥先生都在我们组。在这样一个平台,确实能够提升很多、学习很多、帮助很多。经过这二十年,我觉得做好自己企业的本职工作,(即)我们经常讲的把企业自己的事做好,叫埋头拉车。要拉好自己的车,同时还要抬头看路,通过参与政协的工作与活动,我觉得抬头看路的能力得到很大提升,知道行业、国家、社会格局,能避免犯方向性、路线性错误。

  问:你履职20年,都尽了哪些义务?

  刘永好:作为政协委员,二十多年来,我觉得比较值得骄傲的有几件事。

  第一件事,我1993年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1994年当选为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在这一年,国家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念。就在1993年这一年,荣毅仁先生成为工商联主席,荣升国家副主席,经叔平先生担任工商联主席,西方媒体称,荣毅仁先生和经叔平先生的这种安排,实际上代表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在这一年,我作为民营经济的一个代表,担任了工商联副主席,当时只有一个。这是一件事。

  第二件事,1993年政协会议,安排我做大会发言。我作为一个西部民营企业家,第一次来到人民大会堂,面对数千个政协委员、政府官员以及媒体,我确实很激动,这以前都是毛主席站的地方,讲话的地方,民营企业家怎么能站在这儿讲话?我当时发表的题目叫做《私营企业有希望》,发言还被大会热烈的掌声所打断,那个时候我四十岁,今年我六十岁。

  第三件事,1994年3月,两会新闻发布会让我做新闻发布(工作),当时政府的一些同志很担心,统战部的一些同志也很担心,怕(发布会)搞砸了,结果发言出奇的好,他们也很放心。以后这么多年,两会期间一直有很多媒体采访我,成为一热点,因为我背后是农民企业,是我们的三农企业。这是我做的一件事,我觉得值得骄傲。

  第四件事,在1994年,我联合十个民营企业,倡导和发起“光彩事业”活动,这已经成为中国民营企业家回报社会,参与社会慈善事业的一个重要事件,也是非公经济的一个重要内容和活动,今天已是燎原之势。我自己在光彩事业方面投资了36个亿,覆盖了西藏、贵州、四川、云南、甘肃等边陲地区。

  第五件事,也是在1994年,我联合四十几个政协委员与人大代表发起了一个提案,提出组建为民营企业服务的商业银行。1995年底,这个提案被批准了。今天,民生银行已成为主要由民营企业投资的全国性商业银行,在所有银行里面排到第七、第八位,总资产超过2万4千亿,每年的复合增长率超过40%,同时还为民营企业、小微型企业发展做了积极贡献。在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的信贷方面,它是做得最好的,同时也为国有银行的改制与上市走出了一条路,这是值得比较骄傲的。

  第六件事发生在2004年。作为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在确定当年调研选题时,我提出就非公有制经济现状和一些建议,做一个调研。我的建议得到了经济委员会主任会议的认同,大家推荐我牵头调研,我觉得我牵这个头不妥,因为我本身就来自民营企业,自己为自己的群体做调研、做建议,或许缺乏公允性。我就提出来,让厉以宁老师牵头更好,因为他是专家学者,身份更合适,况且他对非公经济研究很多,大家都觉得挺好,于是形成了以厉以宁老师和我作为组长的政协非公经济调查调研组。经过差不多一年的调研,最后形成一个关于我国非公经济现状和建议的报告。这个报告送交国务院后,总理当天就在报告上批示,认为报告写得好,国家应该对非公有制经济做一个调查研究,清除历史上一些不利于非公经济发展的条条框框,推动非公经济发展。接下来,就成立了一个以曾培炎同志为首的非公经济调研班子,经过了差不多一年时间的努力,在第二年的两会上,总理来参加我们的组会并谈到,政协提案对政府工作起了积极推动作用,国务院关于非公有制经济的意见,简称“三十六条”,也颁布了。作为一个政协委员,能够推动和促进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形成国家战略,促成国务院第一个关于非公经济政策的文件,我感觉到很骄傲。

  条件不够 还在努力争取入党

  问:民营企业家参政的途径一般是,地方工商联、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工商联,人大代表,党代表等,你会走这条路径吗?

  刘永好:我不是共产党员。

  问:为什么没有入党?

  刘永好:可能条件不够吧,还在努力。

  问:你提过入党申请吗?

  刘永好:没有。

  问:为什么觉得自己条件不够?什么条件才能够加入中国共产党?

  刘永好:我还在努力争取,但我们公司有自己的党组织,并且还是全国优秀党组织,我们有工会组织,有共青团(刘永好女儿刘畅现在分管信息网集团共青团工作)。应该说还是做的不够,我们很多总经理都是党员,而且还是优秀党员。我自己也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

  问:想入党吗?

  刘永好:不是想不想的问题,是你有没有能力、有没有条件、够不够资格。

  问:怎么看民营企业家凭借政协委员参政的这条道路?

  刘永好:所谓参政议政是指在行业实践中,我们对问题的看法和认识,通过政协渠道加以表达,以提案或者发言的形式向政府和有关部门提出一些建议、诉求。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管道,一定程度促进了国家对我们这个群体,对这个行业的认识和理解,从而制定更加符合实际的一些政策。比方说我提出对非公有制经济的建设,就促成“三十六条”,对于这一点我特别高兴。国家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肯定和认同,会激励一大批民营经济、非公经济人士去投资,作用是非常大的,也是国家的一个根本的大政策。

  作为一个企业家,或者说政协委员,能够为政策提出自己的建议,或者是被国家采纳,是值得高兴的事,也是值得骄傲的事。今天,国务院出台《国务院关于支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发展的意见》,相信我们历次的提案、发言、建议应该起到一定的作用,我特别高兴,感觉对行业对群众做了一些应该做的事。

  从没想过富豪政治 更多是反映行业呼声

  问:你是福布斯榜单上的人,有媒体称这种现象为“富豪政治”,你怎么看?

  刘永好: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但是作为一个从事农产业企业的委员,为这个行业也是国家所关注的行业,现在社会与国家大众,此次两会谈得最多的就是要帮助相对需要扶持或者关注的群体,比如三农群体,中小企业或者是小微企业,或者是民营企业,它们往往得不到较为公正的待遇,尽管非公三十六条和新三十六条已经颁布那么久,但在实施过程中仍然有很多瓶颈、限制和不足,二十多年来我一直在呼吁,发言和提案始终围绕农业转型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我这二十年平均每年都有七八个提案,做了数以千次的发言,接受数千次媒体采访。作为一个政协委员和行业的代表,反映行业和群体呼声,反映群体渴望发展进步想法,同时,也作为农业企业和农业群体的代表,关注农民利益,关注小微型企业利益,在这些方面做点事,我可能更多是从这个角度考虑。

  问:政协大会与官员、国企领导在同一个小组,发言上是否有所顾忌?

  刘永好:不管是专家、官员、央企或民企,其实大家是平等的,不能官大或企业大,说话份量就重,这是政协的好处。在这一个平台上,大家能够发表自己的观点,谈自己的意见,我认为是一样的平等的,这挺好的。

  问:不少企业家委员在政协会上提出一些吸引眼球的提案,被网友称为“雷人提案”,以此为企业公关,你怎么看政协委员的这种行为?

  刘永好:我没有注意这个问题,不太清楚。

  问:你有没有利用两会去推介自己的企业,做一些形象推广?

  刘永好:我的提案、我的报告、我的讲话有谈企业的,但谈的不多,更多的是,当记者专门要了解我们企业时,我就会谈,否则不会特别的谈。刚才谈那么久,我没有跟你谈过一个企业,是不是?因为在两会上你的身份角色,更多的不是代表自己的企业讨论和发言,而是以政协委员的身份,站在这个群体和行业立场,把握好这个度非常重要。

  政协会议从15天减到10天是对的

  问:你这两届参会都带女儿到北京,尤其是在两会期间有记者发布会的时候,这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刘永好:女儿逐步成熟了,长大了,她参与企业的发展,参与企业的管理,我觉得非常重要。首先是她自己比较喜欢,不断要进步。只要她喜欢的事,她就去做,我觉得是好的。

  问:这一届政协委员任期即将到期,你认为下一届自己还能否当选?你是否考虑在政治层面上有进一步突破?

  刘永好:(这)不是我能够考虑的,政协委员是推荐的,能不能继续推荐我或者是怎么样,我不是很清楚。但是不管我是政协委员或不是政协委员,我想的首先是把自己的企业做好,这是最根本的。没有这个企业(就)什么都没有,因为我是个企业家。第二,不管是不是政协委员,我所关注的三农、现代农业、农业转型问题和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公平待遇问题,是不会变的。

  问:你对政协会议有什么建议?

  刘永好:我注意到以前的政协会议都是15天,现在减到10天左右,我觉得这是对的。(会议)太长了不好,人力成本、时间成本都很高,像现在这样是好的。

  问:1993年你是怎么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的?

  刘永好:我当时是四川工商联副主席,可能是被工商联推荐的。

  问:你当时有没有参加政协的主观意愿?

  刘永好:那个时候还不太了解,对政协了解不多。

  最崇拜邓小平

  问:政协委员你一当就是二十年,你最早有没有想过自己能参政?

  刘永好:根本没有想过,作为西部的,作为农业的一个民营企业家,我没有显赫的政治背景和亲属背景,在这一方面也没有什么朋友。我都很奇怪,为什么选上我,我不知道。

  问:今年改革的呼声是比较强烈的,各个领域都在喊改革,你认为当下中国改革面临的阻力是什么?今天提改革,要改什么?

  刘永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了,特别是南巡以后的二十年,中国通过改革才有今天的繁荣富强,国家的自信,人民的自信和相对的富足。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的工业加工中心,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极大的提升,中国更加骄傲,更加有地位,这些都是靠改革得来的。在改革开放以前,没有改革,人还是这些人,地还是这些地,结果我们国家有一段时间连饭都没吃饱,谈不上其他尊严。所以说改革是硬道理,改革发展是根本源泉。小平南巡讲话二十年以后、改革开放三十年以后,现在大家对改革又在回顾,又在思索。新格局是什么呢?中国经济已经上了全球第二个台阶,人们生活水准都相对提高,温饱问题全部解决,中国的建设成为全球经济的火车头。但是仍然有很多的问题还需要解决,首先是三农问题。

  城市工业发展快,农村农业发展相对慢。怎么样提升农民的收入,怎么样改变农村传统的生态模式,这个要靠改革,需要国家一系列的改革相配套。去年我谈到,希望国家能够对三农问题,每年都拿出一些具体的措施和办法。比如去年的一号文件讲的是水利,我去年就假设说明年一号文件讲科技,后年讲组织,再后年讲什么就非常好,一年解决一个重要问题,集中全国之力,几年、十年下来,三农问题就能够得到较好的解决。确实我就是这样想的,所以说必须靠改革。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到今天已经成为社会的重要部分,下一步发展也面临着瓶颈。民营企业、小微企业需要得到更多的肯定和支持,包括资源的分配,行业的准入。食品安全问题、工业化污染问题、城市农村协调发展的问题、城市化的问题等很多问题都要靠改革才能够解决,不改革、不发展就没有出路。

  问:你最崇拜谁?

  刘永好:我崇拜邓小平,(崇拜)邓小平的胆略。他在极其困难的时候,在顺利的时候,都坚持实事求是,我觉得这确实是很不错。正因为他的理论、他的思想、他的指引、他的改革开放,才能够指引12亿人能够走到今天。

  问:你的理想是什么?

  刘永好:把我们的企业办成世界级的民营企业。

  全国政协委员刘永好

  刘永好,全国政协委员、四川新希望集团董事长。

  1951年出生,1968年,刘永好插队到成都市郊的新津县古家村。1978年,刘永好中专毕业被分配到四川省机械工业管理干部学校当物理教师。1979年,刘永好与现在的妻子李巍结婚。1982年,刘永好和三个哥哥(刘永言、刘永行、刘永美)开始养鹌鹑。在向银行贷款1000元受到拒绝后,四兄弟变卖家当凑了1000元在古家村创办育新良种场。1989年4月,希望饲料公司自行研发的“希望牌”乳猪全价颗粒饲料问世。

  1992年,四兄弟注册成立了希望集团。刘永言为董事会主席;刘永行为董事长;刘永美为总经理;刘永好为总裁、法人代表。希望集团是中国第一个经国家工商局批准的私营企业集团。

  1993年3月,刘永好当选全国政协委员,并出席了全国政协八届一次会议。1993年10月,刘永好当选为全国工商联副主席。1993年,刘永好等联合国内9位民营企业家联名动员企业家到中国西部贫困地区投资办厂,参与社会扶贫。这项倡议及其行动被称为“光彩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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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中央电视台主持人倪萍在接受对话时建议一些慈善单位给农民工包场看电影,并坦言如果自己有钱,就会包场请农民工看陈佩斯的喜剧。谈到中国文化“走出去”,倪萍表示文化走出去不只是舞狮子,“我们有时候也小看自己了,以为外国人对我们感兴趣只是皮影、舞狮子、耍龙,其实远远不是”。

  以下为对话实录:

  如果有钱 包场请农民工看陈佩斯喜剧

  问:你怎么看待农民工的文化生活?

  倪萍:我演过一个农民工电影,叫《泥鳅也是鱼》,又做过十几期的农民工节目。演《泥鳅也是鱼》的时候,我差不多两个多月没洗澡。我演农民工进城的不容易,带着两个孩子,作为一个母亲还得打工。我的演技不一定能完全达到,但是我可以不洗澡。所谓不洗澡是没有条件洗,有水给孩子洗,有空就喂孩子了。其实当你真正不洗澡开始挠的时候,你对这个社会是麻木的。麻木是因为被人关心的少,如果每一天都有人问你寒问你暖,你不会这样。我去了很多他们(农民工)的驻地,有的民工就住在地下,就是过去挖的防空洞。不用说防灾防火,基本生活(都很困难),你心里会很沉重。因为都是人,你回到家里可以洗澡,可以吃饭,可以很安全,而农民工兄弟没有,这大概是前五年(的情况)了吧。现在他们的生活,说实在的是有些改善,那个时候还在讨薪,现在不用了,我觉得现在基本没有人敢明目张胆地不给农民工付钱。

  但是要从文化娱乐方面,说给农民工安排一些文化生活,其实还是有很大距离,或者说很欠缺。因为中国农民工太多了,至少是营业性的文化场所,对他们是不可能的,因为需要钱。我觉得政府应该做这方面的投入,比如广场文化、广场文艺、露天电影,一些文化站,一些健身(场所),都应该对民工实行一定意义上的开放。

  问:有时我们推荐的一些精品艺术,比如《金陵十三钗》,可能农民工观众并不喜欢,他们更喜欢枪战之类的,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倪萍:我觉得可以多种多样,不能绝对的说农民工就不喜欢艺术电影,只喜欢枪战。有的农民工毛笔字写的非常好,你说“他是农民工,怎么能写那么好”,不能这么说。给他们提供电影是一种形式,提供戏剧也是一种形式。

  我觉得一些慈善单位可以做一些,比如给农民工包场,去看陈佩斯的喜剧,包个十场。我要是有钱的企业,就给他们包场,看佩斯的喜剧,不要钱,或者佩斯请他们看。你只要有了这种心愿,做什么都可以,主要是我们对农民工,要从内心深处觉得平等,人在精神上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不是说我有钱,我就高,我有名我就比你高,不是的。人是平等的,你要是放平态度,农民工也不见得一定要你给碗肉吃,才觉得日子好过。

  问:你这几年特别关注社会底层人群,现在物价越来越高,你对物价上涨有什么看法?

  倪萍:这次温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把民生放在首位,就连中央都意识到物价这么高,可普通人的钱涨的这么慢,跟不上物价上涨,大家心里都着急。这一定是要想办法解决的。

  记者:你有没有关注过流浪儿童的问题?

  倪萍:我们早在几年前就做过一个选题,一个男孩专门做了一个网站,收留那些流浪孩子。流浪儿童真的是全社会都应该管,因为这些孩子在成长。

  文化走出去不只是舞狮子

  问:作为文艺界的代表,你怎么看文化走出去?

  倪萍:意向是好的,但走出去,我觉得要看路怎么走,走出去什么,什么是走出去,我们走出去到底要让外国人看到什么。我觉得国外对中国的了解太少了,正好跟我们相反,我们是100个人95个知道美国奥巴马总统,但是我们的国家主席是谁,很多美国人说不上来。当然这并不标志知名度的悬殊,而在于我们对中国文化宣传不够,他们对我们的重视不够。

  问:你在文化走出去方面有没有做一些探索?

  倪萍:十几年来我跟着我们台(中央电视台)去过很多国家慰问,但是大多数慰问的还是华人。美国人也好,欧洲人也好,那时候对中国文化不像现在这么有兴趣。我觉得现在人们对中国的关注,首先从文化入手。比如说美国人知道中国,很多是从姚明开始的,很多从李小龙开始的,这其实就是文化底蕴的进入。

  像我们出去面对的大部分还是华人,这样远远不够。文化部今年在文化交流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比如,春节前杨澜、郎朗、我,去了三个国家,跟外国一起过中国年,发现他们对中国文化特别有兴趣。只是走出去要花很多钱,包括宣传也需要花很多钱。国家(先前)在这方面投入的一方面不是特别大,另一方面就是(以前的外国人)不像现在这么重视,所谓重视就是外国人对中国感兴趣,学中文的特别多,对中国文化也有兴趣。

  过去的走出去经常是一些比较表面的,比如说舞狮子,于是外国人以为我们满大街的文化就是舞狮子。实际上我们的音乐会场场满,特别是国外来的经典乐团,好的艺术在世界上是共通的。我觉得我们有时候也小看自己了,以为外国人对我们感兴趣只是皮影、舞狮子、耍龙,其实远远不是。

  问:你对美国艺术有何看法?

  倪萍:与美国电影相比,我们的电影走向世界还是很困难,可能还有一定的路要走,因为写剧本的角度不同。也许我们应该按照《贫民窟的百万富翁》的角度去写,在中国有观众,美国大片在中国也有观众,他掌握了我们的特点,或者说是找到了世界共有的东西,也就是艺术共有的东西,写人性。我们可能还没有完全找到,因此中国电影走到真正意义的商业市场,还有一定距离。文化商业市场非常重要,仅仅说艺术,恐怕还不行。未来可能很光明,但这条路可能要走比较长。

  问:冯小刚和张艺谋的电影在纽约都曾上映,中国电影在努力结合一些西方元素,你对这一现象怎么看?

  倪萍:他们通过自身努力向国际靠拢,我觉得愿望特别好。实际上,他们也顺应了一个大的时代背景,二十年前我就去过美国,那个时候他们确确实实对中国不像今天这么有兴趣。实际上还不单是对中国,整个世界人和人的距离越来越近。过去说去趟美国,天哪,这是多大的事,现在则是今天去,明天回,常有的事。所以,距离缩小,文化一定是走在前面。

  至于说我们的电影,不像美国电影这么快的好像成为世界流通的货币一样,为什么?美国电影走了多少年,美国主要收入是电影,它是一种工业。中国电影这几年飞速发展,但是离电影院满满,人人看电影,还有一段差距。我们与世界的距离其实也在慢慢拉近,不应该特别着急,不能说中国电影在美国票房好就是好电影,从自身向前发展,任何事情都不是说要有大跃进的速度才能进行下来。有时艺术得有一定的路,必须走的路。

  中国电影“走出去”遇到困难与审查制度没有关系

  问:你看过《金陵十三钗》吗?

  倪萍:看了。

  问:能谈一下感觉吗?

  倪萍:不好评论电影。电影和艺术永远是深者看深,浅者看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你认为这部电影很好,我不一定会觉得好。艺术不像刘翔比赛,跑出十二秒八八,就是十二秒八八,电影不是这样的。

  问:今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是伊朗电影《一次别离》,你是否有兴趣评论一下这部电影?

  倪萍:这部电影我看了,我觉得不能说哪部影片获奥斯卡奖,它就是最好的。(《一次别离》)与《贫民窟的百万富翁》相比,我更喜欢后者。你要对伊朗当前的状态,和这个国家的文化都有了解,才能去解释这部电影。

  问:中国电影现在“走出去”有一些小尴尬,是不是因为国内审查制度方面存在着一些问题?

  倪萍:这与审查制度没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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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藏自治区监察厅厅长维色(资料图)

  3月7日下午,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西藏疆代表团对媒体开放,全国人大代表、西藏自治区监察厅厅长维色接受对话。维色称2万1千多名干部进驻全西藏5451个村,是西藏历史上第一次所有的村都派驻工作队。他同时透露,自治区地方财政收入的25%以上用于这项活动,每年安排14.8个亿专门开展活动。

  以下为对话实录:

  问:西藏从全区抽调2万多名干部组成工作队进驻全区5000多个村,如此大规模的下乡驻村工作,具体是如何操作的?

  维色:西藏自治区开展创先争优强基础惠民生活动,在去年10月份启动2万多名干部驻村活动,这是自治区党委政府认真贯彻胡锦涛总书记的七一讲话,加强西藏改革发展的一项重大的举措。我们主要围绕党委确定的五项任务,一是建强基层组织,二是维护稳定,三是帮助致富,四是感恩教育,五是办好实事。

  活动总共下派21000名干部,共进驻到全西藏5451村,这是西藏历史上第一次所有的村都派驻工作队。这些干部大多是国家党政机关干部,还有事业单位的干部,也得到中央驻藏企业的积极支持,还有我们的离退休老同志们也报名参加。

  活动到现在为止进行了四个月,总的来说,我们做了六方面的工作,一个是在群众中开展宣传教育,宣传胡锦涛总书记的七一讲话精神,还有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会议的精神,以及西藏和平解放60周年所取得的成绩,特别是习近平同志出席西藏和平解放60周年的一些重要讲话精神,还有就是中央对西藏实施的一系列富裕政策。宣传工作取得很好效果。

  第二是走家入户开展调查。2万多名干部深入到5451个村,就每一个村的情况进行走村入户,基本上走遍所有老百姓的家里头,然后每一个村都制定了今后三年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划,以及每一年帮助群众脱贫致富所需要做的工作,同时撰写调研报告,为今后农村的发展打下一个很好的基础。

  第三就是仅仅依靠当地的农牧民群众,开展维护稳定的工作,妥善解决农村存在的一些资源纠纷以及历史遗留问题等,特别是夯实农村反对分裂,维护稳定的群众基础。

  第四是帮助群众办实事,解难事。一方面自治区财政给每个工作队安排十万块钱,开展这项工作,同时各地市各部门自行筹集2亿9千多元,经过五千多个工作队的近四个月的努力,帮助群众解决了农村当前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开展慰问孤老人员、困难家庭,在帮助群众就医、就学、就业培训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得到了群众广泛欢迎。

  第五,根据下一步的农村脱贫致富,每一个村都制定了长远发展规划,从改善基础设施条件,通路、通电、通水、通广播电视,到进一步加强农村基层公共服务,都制定很好的规划,现正上报自治区有关部门和各地市,下一步将我们将会认真做好这项工作。

  第六就是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特别是加强农村村委会和村党支部的建设,加强驻村农村的“三个培养”,把致富能手培养成党员,把党员培养成致富能手,把致富能手党员培养成村干部,各个工作队都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经过这几个月的工作,我们感觉到这个活动有五个方面的“最”。第一个就是覆盖面最广,60年来第一次西藏的5451个村实现工作队全覆盖。

  第二个持续时间最长,活动为三年,持续到2014年年底,根据今后的情况,我们再考虑需不需要延长。

  第三个参加人员最多,2万1千多干部,占到西藏全部干部总数的25%以上,应该说这在全国驻村干部一次性下乡中比例最大的。

  第四个是投资额最大,自治区党委政府对工作非常重视,把自治区地方财政收入的20%以上用于这项活动,每年安排了14.8个亿,专门开展这项活动。同时,整合100个亿,专用于农村改善基础设施条件。

  第五,应该说工作条件还是很艰苦的。我们2万多名干部住在海拔条件都非常高,在4800米以上的工作队有243个,在海拔5000米以上的工作队有154个。但我们所有的干部,在春节、藏历年期间都住在农村,跟广大群众同吃、同住、同学习、同劳动,深受广大农牧民民群众的欢迎。最近是藏历新年,农民群众把我们的驻村工作队都请到家里头,与他们一起共度藏历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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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网3月9日讯 重庆市人大代表团今天上午举行开放日。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表示,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如果仅仅少数人富有,就会落到资本主义,我们就失败了。”

  薄熙来表示,实际上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在重庆市委市政府的施政纲领里占有重要的位置,就跟唱红打黑一样。广大人民群众是一个什么收入水平,作为人民政府这是我们关心的重中之重。

  关于共同富裕,马克思讲过,新社会制度中,生产将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恩格斯讲社会主义公平分配,不管采取什么样的实现形式,都不能偏离共同富裕这一总的趋向;毛主席在建国之初就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大家有事做,有饭吃,大家共同富裕;小平同志特别讲,要让全国人民共同富裕,而不是两极分化,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东西,如果仅仅少数人富有,就会落到资本主义,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走到邪路去了,胡锦涛同志也一再强调, 一定要坚持走共同富裕之路,所以共同富裕是我们党多少代领导人一以贯之的基本思想。

  薄熙来强调,我们感觉到现在重庆城乡差距的问题、贫富差距的问题还有区域差距问题,确实是比较突出。贫富差距不仅是一个社会公平的问题,也影响相当多一批人的生产劳动的积极性,也影响社会的稳定。 所以重庆市把共同富裕作为一个重要的执政理念,按照历任领导的教诲来认真加以落实。

  

  大连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

  2012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大连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在接受对话时指出,慈善遭遇危机是由于政府的慈善渠道缺乏公信力、不透明。谈及2010年向南京金陵大报恩寺捐赠的10亿元,王健林表示钱是捐给了政府,由政府来操作,他自己没有管理。

  以下为对话实录:

  万达是中国在文化产业投资最多的企业

  问:万达集团是不是有意向在文化产业方面做工作?

  王健林:不是意向,我们是中国在文化产业投资最多的企业,七年已经接近100亿了。去年8月26日,我们的中国万达文化产业发展状况已经向中央领导做了专题汇报。

  问:主要都是哪些领域,你能介绍一下吗?

  王健林:四个方面吧,电影的制作放映,大型的舞台演绎,连锁的文化娱乐,还有中国字画收藏。

  回应向大报恩寺捐赠10亿:钱已经给政府操作了

  问:前年你给大报恩寺捐赠了10亿元,这个资金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王健林:钱已经给了,我们捐给了政府,政府来操作,这个我没管。

  问:你怎么看去年慈善方面遭遇的一些危机?

  王健林:这是很正常的,主要是政府这几个慈善的渠道缺乏公信力、不透明,所以引发慈善危机。我觉得这是好事,说明什么呢?说明中国的NGO组织太少,如果NGO组织占多数,捐款渠道是自己信任的品牌,可能就不会产生这种慈善危机。

  万达成功在于有魄力敢闯

  问:你觉得万达成功的秘诀是什么?

  王健林:创新精神,敢闯敢试。

  问:万达能拿到北京长安街这种地,靠的是什么?

  王健林:那是2000年北京市退二进三,公开招标23块地,那个时候周边是化工区,没人敢去拿地。我比较有眼光,那个时候拿了,还拿到了很便宜的地。

  问:今年你有提案吗?

  王健林:有,(但是)今年文化产业方面没有(提案)。

  问:听说组织部在考察一批民营企业家,有发展中央候补委员的可能,你也在其中,能不能介绍一下?

  王健林:我没听说,我自己都没听说。

  文化产业上市是好事

  问:你怎么看文化产业的上市?文化产业上市是圈钱还是对文化产业发展一个很重要的机会?

  王健林:主要是支持文化产业的一个机会,圈钱毕竟是少数,不能一概而论。

  问:文化产业上市会缺乏监管吗?你觉得这对文化产业会是一个冲击或破坏吗?

  王健林:不仅是文化产业缺乏监管,所有行业都缺乏监管,不能单指文化产业。

  问:你认为文化产业上市是一件好事吗?

  王健林:当然是好事了,上市越多,文化产业就有可能大发展、大繁荣。

  中国文化走出去要在渠道上下工夫

  问:你觉得中国企业应该怎么支持中国文化走出去?

  王健林:文化走出去比经济走出去更加困难,包括价值观、社会制度、语言多种制约,所以中国文化想走出去要从渠道上下工夫。为什么我们的电影在海外只卖几十万美元,我们的产品为什么没有声音,就是缺乏传播渠道。不要指望中国拍出一部《阿凡达》,我觉得很困难。要下工夫并购海外的文化传播渠道,将来如果我们掌握更多的渠道,我们文化可能才能真正的走出去。

  问:你认为今年的改革能够促进文化产业持续稳定的繁荣发展吗?

  王健林:这是一个好事,如果文化产业能立法的话,我相信是一个好的契机。

  背景资料

  2010年11月8日,大连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向南京市人民政府捐款10亿元人民币,用于南京金陵大报恩寺重建。这是迄今为止中华慈善史上最大数额的单笔个人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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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9日下午,全国政协委员、主持人杨澜接受对话时表示,经营慈善事业不能光凭自己的热情和爱心,需要组织、机构的管理能力和应责力。同时,她亦提出,慈善机构需要法律监管,社会以及舆论监管。

  把相关议题集中处理让民众能够参与讨论

  杨澜:今天网民的影响力和参与人数都不可同日而语,而且网民也有一种需求,他们希望有知情权,希望对国家公共政策有参与。现在有一些委员,把自己的提案发布在博客、微博上,来征求意见,当然,这些还属于个人的行为。我在想政协工作能不能更有组织的来做,比如在大家特别关心的民生领域,或者是重要议题,把一些提案相对集中的放在一起,比如说土地政策,小微企业的生存状况,文化发展。因为是各个界别,委员单独提出以后,跟网民有交流,但是网民看这些提案也很难去把握这个领域的一些其他角度、建议,以及不同观点。

  如果从政协的角度,把议题比较集中的一些提案,放在一起,同时有一种开放的平台,让社会公众能够参与,我觉得便于话题集中。现在几千份提案是非常分散的,比如慈善事业捐款问题,其他界别的人比如说社会保障,都有类似的提案,可以考虑把提案集中在一起,这样就能够形成一种讨论、一种共鸣。对政协工作,我觉得第一更应该借助网络,使得民意更加通畅。第二个就是把相关议题相对集中放在一起,便于信息集中讨论更深入。

  经营慈善不能光凭热情和爱心

  问:你如何理解慈善机构?

  杨澜:就像八十年代市场经济开放的时候,一个民营企业不管多小,在法人的地位上,和一个大国企也应该是平起平坐的,这是一个法律身份的独立和平等问题。所以,我觉得这首先是资格验证。

  第二,在执行过程当中,它的应责力、透明度是应该有明确监管的。

  问:进行监管的是国家还是地方官员?

  杨澜:不,这当然是法律监管,也有社会和舆论的监管。关键是监管的规则是什么,游戏规则是什么。

  问:现在有没有监管的规则呢?

  杨澜:也有,这是不同的部门出台的平行规则,中间有很多不衔接和空白的地方。接下来还有一个能力问题,就是指你有没有管理能力。我们很多的公益慈善机构的从业者只是志愿者、学生、老师、公务员,他们都没有管理过一百万、一千万的钱,也没有去盖过一个小学的楼房。(所以)不能光凭自己的热情和爱心就说把这一千万给我,我去负责盖一个小学的楼房。这就有一个组织、机构的管理能力和应责力的问题。我现在觉得是没有一个法律的架构,就像没有一个基础一样。土壤是不够丰厚的,那上面长什么树呢,就长不出来一个茂密的森林。所以我觉得先要解决这个基础的问题,然后再去修理这些树枝,给予它水分、养料,又需要杀虫,那才能健康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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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李瑞英在接受对话时表示,媒体与政协的关系,确实应该加强,可以以“走转改”作为突破口,体现政协委员的提案如何得以落实。

  以“走转改”为突破口

  李瑞英:第一,在专委会的调研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有人专门负责,而且有一系列的专项论题。所以我们是在提案充分的情况下,再去做调研,专委会这样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特别同意刚才这位委员的说法。

  第二就是大会发言。我认为这几年以来大会发言在不断的改进,比如说今年更加简短,而且开门见山,问题很集中,时间也不到8分钟,缩短了一点,这都是挺好的。但是我觉得,大家做了大量的调研,在大会上是不能充分展示的,而且有的委员对这个提案可能比较了解或者感兴趣,有的委员对这个事情可能不太熟悉。所以我在政协会上建议,可以分组和开设论坛。

  比如说在大会堂的各个会议中心,就(包括)每个议题,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可以分很多组,两千多人嘛。我对哪个议题(感兴趣)就去哪个组,别人大会发言你也可以研讨、辩论、交流。研讨还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可以开展得多样、活泼的,大会发言,当时跟企业的工作人员也探讨过这个问题。民主党派在大会上发言是我们政协必须履行的一个议程,但实际上并没有说非要在这样的大会上(发言)。如果分组的话,把政治、经济、文化的提案分开了,可能我觉得效果会更好,可以尝试一下。

  第三就是媒体与政协的关系,确实应该加强。以前媒体在传播过程中,对大信息量,强时效性的需求比较多,现在我觉得可以用“走转改”作为突破口。因为“走转改”倡导新闻战线讲述老百姓的故事,有充分的时间和延展性,所以政协应该有专门的人和媒体接触,做一些策划,包括(体现)我们委员的提案,比如说机动车治理等。其实这是很小的细节问题,但是如何通过委员提案落实到现行的交规里,我觉得这里面可能会有很多故事,再用媒体的版面、镜头充分展示,(就能体现)我们政协委员做了哪些细微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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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湖南省省委书记周强在接受对话时指出,在湖南,只要符合法律的行为都是受到保护的;作为党员领导干部,只要符合党章的行为,在党纪之内,也是受到保护的。

  问:作为国内为数不多的60后官员,你有什么做官心得?

  周强:首先代表湖南省代表团热烈欢迎中外新闻界的朋友来采访,我们也诚恳地邀请新闻界的各位朋友会后到湖南进行考察采访。湖南山明水秀,湘菜很受欢迎,欢迎各位新闻朋友到湖南各地进行采访。

  作为湖南省委书记,我的职责就是按照党中央的要求,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理念。我在工作中最深的体会就是要始终牢记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的宗旨,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把维护好、实现好、保护好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作为一个领导干部,只有牢记宗旨,贯彻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理念,才能在工作当中有所作为,也才能够赢得人民群众的认可和欢迎。

  问:去年湖南出了一批个性官员,引起很大的关注,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讲究用法治的办法来解决事情,你怎么看这一批个性官员?

  周强:我们国家从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就提出来了依法治国的方略。这些年来,湖南根据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大力推进法治湖南建设。所以我们在经济、社会、文化、生活各个领域的管理,全面推进依法管理。同时,我们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加强对党员干部的管理和教育。因此在湖南,只要符合法律的行为都是受到保护的。作为党员领导干部来讲,只要符合党章的行为,在党纪之内,也是受到保护的。

  同时,作为党员和党员领导干部,要遵守法律的规定,还要履行党章规定的义务,遵守党的纪律。

  问:你在湖南的吏治方面有什么好的经验?

  周强:我是湖南的省委书记,办好湖南的事,办好湖南的各项工作是我的职责。省委省政府正在按照中央的要求,全力推动科学发展,进一步加强和改善民生,这就是我们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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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律师韩德云接受对话,讲述人大代表之路。他认为人大代表首先扮演民意传达的角色,如果用心去做,就不会只是花瓶身份。谈到参选下一届全国人大的问题,他表示不取决于个人有没有参选的意愿,主要是取决于能否成为某一个方面的代表性人士。

  以下为对话实录:

  某些人大代表未必搞得清楚人大与政协的区别

  问:你2003年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回忆10年履职路程,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韩德云:从我们律师参政议政的角度来讲,应该说还是有非常漫长的路要走。从一个律师来讲,其实我和普通老百姓是一样的,在政治生活层面没有区别。我民意代言录可能比一般老百姓参政议政的愿望要强烈一些,在没有当人大代表的时候有强烈参政议政欲望,可能没有参政议政的机会,也没有相应的参政议政能力。从2003年当全国人大代表到连任,差不多10年时间,应该说我比一般人幸运的是有了这个参政议政的机会,在这个机会中也提到参政议政的能力,同时扮演一个律师应该扮演的参政议政角色。

  问:能不能回忆一下当时是怎么样当选全国人大代表的?

  韩德云:全国人大代表对普通人来讲,确实感到比较陌生,甚至对一些当选的代表来讲,也不一定能够搞得清楚,比如说和政协之间的区分。这可能有方方面面的原因。我是学法律的,在没有当选的时候,大概还是知道,比如在县一级是直接选举的,但是到了县以上就是间接选举,省级选出全国人大代表也是间接选举。

  当选以后才知道全国人大代表的职责在哪里,怎么去履行职责,这可能是我最感兴趣的。

  人大代表首先扮演民意传递角色

  问:很多人认为全国人大代表更多是一种光环,你怎么看?

  韩德云:很多人可能认为全国人大代表是一个光环,说穿了是基本不能做什么事的角色,也就是说荣誉性的身份大于实质性参政议政身份。我当选后,其实不完全是所谓花瓶身份。代表首先是扮演一个民意传递的角色,如果有心去做代表,那么你有这么一个机会,就应该最大限度去传递民意,这是最重要的。因为我从事法律,接触的社会面比较广一些,了解的信息多一些。我当代表的一个优势,就是把这些信息收集起来,以一个专业人士的角度去进行分析和归纳,而后再把它传递上去,从这个角度来讲,只要有心去做可以做很多很多事情。

  根据全国人大代表制度的设计,并不是每一个代表就能决定一件事,但是传递信息这一点是取决于每一个代表自己的努力和意愿。只要你愿意努力,就可以提建议,人大也没限制只能提一份、两份,有能力有意愿,那你提几十份都可以。

  别太夸大全国人大代表的作用

  问:你如何理解大人代表角色?

  韩德云:从这个角度来讲,还是取决于对全国人大代表角色的理解。我的观点是:第一,它并不完全是很虚的成分,如果努力去做还是可以做的实一点,至少在传递民意方面可以做实。第二,全国人大代表是兼职制度,不是专职,所以在履行职责时也有一些困难,因为大部分时间在做本职工作。真的要做一个有质量的议案和建议会花很多很多时间,肯定有一些冲突,在做的时候就可以找一个平衡点。

  第二,全国人大代表做的事并不完全是有决定性作用,比如修改法律,并不等于你提了建议法律就会按照去做。所以,别把全国人大代表扮演的角色夸大到很大程度。从全国人大的议事机制看,一个人的比值是2978名代表之一,你的声音和意见不管对或不对,它是2978分之一。所以,我的第二感受就是别太夸大全国人大代表的作用,特别是单个代表的作用。

  第三,我们也看到全国人大代表履行职责的机制,处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实际上代表履职可能也有季节性,就像媒体、社会两会时期就会关注代表,过了两会可能就没这么关注。这也是因为全国人大代表在闭会期间履行职责的空间和机会,相对来讲是比较弱的,而且相当一部分职责是以集体形式,不是一个人可以去做的,比如说视察,不是说拿个全国人大代表的本,就可以去。

  从全国人大代表履职规则看,很多权力是集体行使的,单个代表不可以去行使。因此,如果把中国的全国人大代表和议会机关的议员相比,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问:那您觉得什么样的人有资格当全国人大代表?

  韩德云:全国人大代表我觉得从资格上讲并不存在(什么问题),理论上讲,符合全国人大代表资格的人应该说非常非常多,如果以人口数来算的话,根据马上要修改的选举法,城乡人口同等比例分配,大概是67人万产生一名全国人大代表。从资格上来讲,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

  代表名额分配和产生,是按地区来组成代表团,各省市自治区再加港澳台、解放军四个代表团。省市自治区选举方式说穿了是间接选举,由省市自治区的代表大会来选出。省市自治区的名额是多少?又是多少类别的人能够当选?就是按一定比例分配。

  “永远赞成”的代表不可能行使监督权

  问:这10年来你投过反对票吗?

  韩德云:投反对票的情况肯定有,因为全国人大代表投赞成(票)、反对(票)、弃权(票),都是行使权利。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不管用哪一种方式来行使权利,我觉得都是在行使权利。毕竟,作为一个专业人士来讲,我们不可能成为一个“永远赞成”的代表。说穿了,“永远赞成”的代表是不可能行使监督权的。所以有些时候,反对是一种监督。因为你反对,所以你行使了监督权,引起了有关方面的重视。这样可能会加快它的改进。所以,反对是一种很好的监督。如果把赞成认为是监督,这个效果总体上来说是不大的。

  问:回顾这10年,你觉得在履行义务方面给自己打分的话,大概能打多少分?

  韩德云:从我自己理解的全国人大代表职责,我自己给自己履职的情况打分的话,我觉得还是可以打个80分吧。80分比及格好一点,在及格和良好之间,偏上一点点。

  如何成为全国人大代表

  问:你还有参选下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的意愿吗?

  韩德云:全国人大代表换届,不取决于我们参选不参选。其实是在名额分配以后,各地需要在各个类别当中寻找优秀的代表性人物,来作为本地区的代表候选人,然后来投票、选出。所以对下一届换届而言,主要不取决于我有没有参选的意愿,不取决于我参选还是不参选,首先还是取决于我能否成为某一个方面的代表性人士,这是第一个(问题),最关键的问题。

  比如说这两届,我都属于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的代表性人士,那么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每个代表团都会安排一定的人选。所以下届我能不能继续进去,那首先取决于我能否继续保持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的代表性人士(这一条件)。其次才是有关部门考虑,(如果)这位代表人士到代表团去参选,(能否)发挥他的作用,发挥整个代表团的作用,这样来考量和评核。

  第三,是在(我)成为候选人以后,交给本地的代表大会,让所有的本地代表,就是省一级的代表来投票选举,让他们来判断,你能不能成为全国人大代表。

  问:您与选民有交流吗?

  韩德云:在间接选举的情况下,我们和选民没有直接交流的机会,也不可能直接交流。就像我刚才解释的,它不是一个参选的情况,没法和选民见面。但事实上,选你的人,他本身就是本省的人大代表了,是省一级的人大代表。他们在选择你的时候,他会根据你的代表性,根据你的(情况),如果以前你是人大代表的话,根据你履职的情况,根据你履职的能力和参政议政的效果,综合各种因素来评判。

  所以从我们来讲,全国人大代表的当选和不当选,不存在一个参选的问题,也不存在和选民直接交流和沟通的问题,因为它是间接选举。

  我们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

  问:今年是小平南巡25年,大家都在谈改革。你作为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的代表,能否谈一下你对改革的认识。

  韩德云:不管是我所处的新社会组织,还是我本人,其实都是可以看作改革开放的产物。我们能够成为职业律师,就是因为有改革开放。没有改革开放,中国新的律师制度不可能建立。(按照)老的律师制度,律师是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从1994年开始,在1995年确立了新的律师制度,律师定性为社会自由职业者,也是在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之后,才有了这个行业的开放和与国际的接轨。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本人选择从事这个职业,是因为改革开放才有了机会。有了改革开放,才有了新社会组织的代表性人士参政议政的机会。如果没有改革开放,说穿了,我不可能有2003年成为全国人大代表的机会。综合这些因素来看,应该说我们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也绝对是继续改革开放的,坚定的拥护者和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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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委书记 张高丽(资料图)

  天津市人大代表团今天下午举行开放日。全国人大代表、天津市委书记张高丽表示,让老百姓得到真正的实惠,让老百姓说你好,那才是真正的好。

  问:第一,天津2月3日举行了网友留言大会,你是第一位参加座谈会的天津市委书记,所以我们想问你,如何看待网络的监督作用?第二,天津近几年的经济发展非常快,但是舆论认为天津非常低调,包括您在内的天津主政官员的执政风格,也被舆论评价为比较低调,请问你如何看待这个评价?

  张高丽:我确实是开了一个与网友面对面征求意见的座谈会。很多的网友、网民向我们市委市政府提出,应该做哪些改进,哪个地方存在问题。我们对所有网民和网友的意见进行了梳理,要求各部门各单位认真地对待,研究,解决。有的问题解决了,有的(问题)解决起来还有一定难度,但对网友、网民的意见和建议,我们要做到件件有回音、有结果,我认为这是对老百姓的感情问题。现在我们做了一些工作,但是我们的工作距离老百姓的要求还相差很多,许许多多的老百姓还有很多的困难。看着他们提出的这些意见,我们如果不关心,我们如果不研究,我们如果不解决,我觉得我们对不起网民,也对不起老百姓。我认为,细心听取网民和群众的一些意见,是我们党委、政府义不容辞的事情。

  让老百姓得到真正的实惠,让老百姓说你好,那才是真正的好,这是很正常的工作。求真务实、真抓实干、为民办事,特别是和人民群众保持联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党和政府的职责,我们一定要做到,要把我们的工作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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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10日上午,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经济组举行小组讨论会议。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开发银行原副行长刘克崮呼吁建立公开透明的制度,确保现有的3000名人大代表和2000名政协委员发挥实际作用,在平时通过重大决策和立法时,也要充分听取代表和委员的意见,而不仅仅是征求网民意见。他表示,网民意见该听取,但“认为网民就代表全国人民,那是错误”。

  刘克崮呼吁日常决策制度化,在通过有关行政决策和法律规章时,利用好现有的3000名人大代表和2000名政协委员,充分发挥代表的听证审议能力和委员的征询能力。他认为现在的大会制度存在形式化,未能充分听取代表、委员的意见,仅递一张纸并不是参政议政。

  他认为个税改革方案就没有充分征求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的意见,仅仅征求网民意见,显然代表不了中国各个阶层。“认为网民就代表全国人民,那是错误,8.4亿人怎么就能用8万人代表呢?”因此导致个税改革出现了分母错误,“我们是十三亿人口,城乡有收入的人是8.4亿,上调起征点至3500元之前,我国缴纳个税的人是8400万,调完变成2400万了,仅仅占我们总人口比重的1.8%;而美国3亿多人,1.6亿人缴纳个人所得税,占总人口的51%”。

  刘克崮同时批评4万亿拉动方案的出台,他认为也没有充分听取政协的意见,因此导致改革30年积压下来的很多项目几乎都批了,“急着上项目,把过去毙了的项目全翻出来,箱底都扒出来了,严重的错误。”

  刘克崮最后对人大会议和政协会议提出了一些建议。他表示,目前人大代表中干部比重过高,应该照顾社会其他各个层级,进一步扩大代表的代表性,提高代表质量;提议政协和人大应该有更清晰的差异性,“人大应该代表13亿人,政协应该更突出精英概念”;加强人大和政协之间的沟通,特别是国家重大决策的出台和立法,应该更好发挥人大和政协专门委员会的作用,并用制度进行保证,以提出专业又能代表民意的方案;并呼吁形成公开透明的制度,确保代表委员在两会以外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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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杭州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宗庆后接受对话,讲述人大代表之路。他认为人大代表要能够代表老百姓说话,要有参政议政的能力。谈到参选下一届全国人大的问题,他表示不是他考虑的问题,是人民选不选他当代表的问题。

  谈及企业家与政治的关系,宗庆后认为一个企业家要懂政治,但不能参与政治;不要想既当官,又赚钱;也不要想既赚钱,又当官,否则绝对是要出毛病的。

  对话摘要:

  1、人大代表应该是来自各个阶层,要能够代表老百姓说话,要有参政议政的能力。我们正在就选举法讨论,(下一届)可能公民代表、农民代表会更多一些,这样就能更加充分地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

  2、我回忆改革开放这三十年,成功是(因为)六个字,“让利、放权、开放”。中国人比较勤奋,自己会找饭吃。

  3、现在温州炒房团、炒煤矿、炒辣椒、炒大蒜,我觉得倒掉了就倒掉了,本身就不应该。当然也有一些搞实体经济的中小企业倒掉了,这是关键。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成本高,我们提了好多年,媒体也讲了好多年,人大表态也表了很多年。但这个问题始终没解决。在现行体制下,我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很难。

  4、我建议台湾每个县和大陆一个省挂个钩,就解决销路问题了。台湾一个县几十万人口,跟大陆几千万人口的一个省挂钩,消化台湾的产品是很简单的事情。

  5、现在这个住房问题不是短期问题,不是说现在形成泡沫,怎么去解决泡沫的问题,而是长期要解决的问题,因为年轻一代代在出来。我觉得把这个问题解决好了,社会就会稳定很多。我感觉,现在最不稳定的就是这批人,这个问题要着手解决。

  6、我始终认为企业家要懂政治,而不能参与政治;当官的参与政治,就不能参与经济;不要想既当官、又赚钱;你赚钱的也不要想既赚钱,又当官,这个我认为绝对是要出毛病的。

  7、最喜欢他(毛泽东)说的“为人民服务”。

  8、我认为,我们第一代民营企业家肯定不会由第二代接班,我看很大一部分都不是(第)二代接班,他们会去开展新的事业。但是找一个接班人也没有关系。

  我和选民有接触

  问:您是2003年当选全国人大代表的,今年是第十年,你这十年中感触最大的是什么地方?

  宗庆后:我感觉,代表们是反映老百姓的,呼声是越来越强烈了,这应该说就是人大代表的责任。全国人大代表是全国老百姓选出来的,很多代表不是只为自己单位的利益说话,而是为整个全局说话。应该说,全国人大代表是在不断的进步,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也是在进步。代表们提的意见越来越开放了,越来越尖锐了,这也是我们中国民主社会的进步。

  问:您觉得什么样的人有资格成为全国人大代表?

  宗庆后:人大代表应该是来自各个阶层,要能够代表老百姓说话,要有参政议政的能力。我们正在就选举法讨论,(下一届)可能公民代表、农民代表会更多一些,这样就能更加充分地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

  问:这十年里你记忆最深刻的议案是什么?

  宗庆后:我这十年提的议案,大部分是被政府所接受的,至少在观念上是得到接受的。比方说,我建议调整个人所得税,实际上我是建议(起征点)从1600(元)提高到2000(元),从2000(元)提到3000(元),之后提到3500(元),我在不断呼吁,结果还没有到理想的水平,应该说在5000元比较好。今年我要重新再提,因为物价在上涨,给老百姓发这些钱,再收回去,所得没有提高,所以在这方面我提得比较多一点。

  问:有没有让你觉得特别遗憾的地方?

  宗庆后:好像没有什么特别遗憾的地方。我提的东西至少在观念上是可以接受的,所以我感觉,我对情况是了解得比较清楚的。因为我每天生活在社会最底层,接触的人比较多,各个阶层的人都接触,他们想要解决的问题,存在的问题,我也了解得比较清楚。

  问:在这十年中,你投过反对票吗?

  宗庆后:应该是没有投过什么反对票。因为到最后,讨论的结果基本上是符合全国老百姓的利益,任何事情也不可能说一步做到位,也不能说全部解决,也不可能满足所有人的利益,满足大多数人的利益就可以了。

  问:如果要给自己打分的话,你打多少分?

  宗庆后:打分应该要人家给我打,我尽职尽责就是了。从自己内心来讲,我履行了人大代表的职责就行了。

  问:人大代表需要与选民接触,你和选民有接触吗?

  宗庆后:这是肯定的,因为人大代表是选民选出来的,我们是一层一层选上来的,(首先)是最基层选民选出来,然后在每一层代表大会选上一层的人大代表,我肯定要与选民接触,而且规定(我)每年都要视察。我是接触了更多的人,因为跑市场也好,跑工厂也好,接触的人就更多一点。

  问:你考虑过下一届人大代表的问题吗?

  宗庆后:下一届不是我考虑的问题,是人民选不选我当代表的问题。如果他们选我,我继续做,他们不选我,那我就做个普通老百姓,就不用操那么多心了。

  改革开放三十年 成功因为六个字

  问:今年是小平南巡20周年,大家都在谈改革,你觉得经济界的改革主要体现在哪里?

  宗庆后:我回忆改革开放这三十年,成功是(因为)六个字,“让利、放权、开放”。现阶段政府应该让利给老百姓,让老百姓多一点收入。因为我们党最终是要构建一个惠及全民的小康社会,一个和谐社会,也就是说要提高老百姓的生活水平。让利给老百姓以后,可以拉动内需。现在转型升级,以前是通过投资撤股进行发展,现在增加了一个(方法),就是扩大分配,拉动内需,改善经济发展。所以首先要让利给老百姓,让老百姓收入提高,那经济就大发展。

  第二个是放权。中央把权力放给地方,地方把权力放给企业,就是市场经济,有很多事情不用去审批。而且,把审批解决掉,肯定也能解决腐败问题。如果我要想办点事情,必须要经过你批准,你不批准,那我就想办法让你给我批准。所以把审批(权)下放以后,经济就会搞活。

  第三个是开放。过去说,我们是对外开放,现在内外都要开放,很多垄断行业已经进不去了。如果这六个字做到的话,整个经济就会活了,我们整个国家的经济肯定高速发展。

  今年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当中,提出GDP增长7.5%。按照我最近所了解的情况来看,今年可能还不止7.5%。中西部有些地区GDP很高,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势头也很高,所以这次人代会我也很忙,很多地方都上门来招商,说明发展经济的势头很高。但是东南沿海肯定会有点问题,它现在面临一个转型的问题,结构调整的问题。因为它大部分是出口项目,浙江也是出口占了很大份额。欧美经济衰退以后,需求量减少,中国肯定会受影响,我们中国也很难干,外围市场萎缩了以后,就需要开发另外一个市场。所以在广交会上,欧美的订单下降很大,但整个外贸出口没有(下降)那么大,是因为我们又把另外的市场开发出来了。所以我觉得中国的经济不会有太大问题,因为中国人比较勤奋,自己会找饭吃。如果政府开放政策的话,我们经济很快会扭转这个局面。

  问:所以你还是非常自信?

  宗庆后:我可以说是比较自信的。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闭关锁国,不是也照样过得去,所以我们的发展余地还是比较大的。

  解决中小企业融资困难要靠真正的民营银行

  问:前一段时间,浙江的中小企业很多都倒闭了。作为浙江企业的代表,你觉得应该如何解决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的问题?

  宗庆后:企业的大量淘汰,优胜劣汰,打掉一部分企业,上来一部分企业,这都是很正常的事情。浙江,尤其你说中小企业打掉了,甚至有的企业家跑了,但实际上有些并不是真正的企业,它是一个炒作。现在温州炒房团、炒煤矿、炒辣椒、炒大蒜,我觉得倒掉了就倒掉了,本身就不应该。当然也有一些搞实体经济的中小企业倒掉了,这是关键,现在制造业税比较重,如果说各项成本再增加,利润就比较少,有些确实也经营不下去。

  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成本高,我们提了好多年,媒体也讲了好多年,人大表态也表了很多年。但这个问题始终没解决。在现行体制下,我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很难。第一,大银行贷款给政府,给央企,即使这个账坏掉,它也不会有太大责任,左右都是国家的,不会去追究。如果贷给民营企业,贷给中小企业,坏账肯定要追究责任。人家要想,你为什么要贷给它,所以银行也不想找这个麻烦,它也不愿意贷给民营企业。

  第二,贷款给央企、政府几十个亿,贷给你中小民营企业贷款几十万、几百万,手续都是一样的,银行花的成本是一样的,但是利差得多,他也不愿意做这个麻烦事。所以在现行体制下,要给中小企业解决贷款难的问题其实很难。我就提建议,总理报告当中也说放开金融,让民营进入经营。所以我说是不是能够放开民营。现在很多(银行)挂着民营牌子,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的民营银行,他的行长也是组织任免的,也是国家控制的,应该开放一些真正的民营银行。民营银行比较小,资本比较小,没有本事去为央企,为政府服务,它最能服务的就是中小企业。但是你要搞民营企业,首先第一个要让老百姓来放心存款,所以你的民营银行要买保险,如果银行垮台以后,保险公司一分不少照赔。

  第三,民营银行的存款利息要比大银行高一点,老百姓如果觉得存款利息高一点,又比较安全的话,就会把钱存在你这里。另外,成本高了以后,中小企业的融资就比较贵了,所以国家要给它一点政策,让它贷给中小企业的时候,也不要给贷得太高,我觉得这样才能真正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

  另外,中国现在已经局部进入大企业瓜分市场的阶段了,这和西方发达国家(不一样)。西方大企业不多了,它现在是中小企业专业化。政府也要牵牵头,以大企业为龙头,带动一大批中小企业,形成新的产业,这样才能使中小企业真正活下来,能够得到发展。

  建议台湾每个县与大陆一个省挂钩

  问:你会不会把娃哈哈的产品带到台湾去?

  宗庆后:我们到台湾去过,后来退回来了。为什么退回来呢?因为当时台湾关税比较高,所以到台湾后价格就比较高了。进入台湾市场,我觉得很容易,因为进入三大连锁零售店的话,就等于进入台湾市场了。但是台湾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台湾的经济是在找市场。我们进了台湾就是跟台湾加剧竞争了,对台湾是不利的。包括我到台湾去过三次,当时台湾也是希望大陆去投资。我感觉大陆是不应该去投资的,为什么?你不缺钱,你缺的是市场,对不对?如果大陆到台湾去投资,我看对台湾没有什么好处,反而有坏处。本来(两岸)关系是慢慢好起来,到时候反而影响关系,如果把企业竞争掉的话,那不是更麻烦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方向不对。

  问:市场上有好多厂商是良性竞争,你为何不认为你给台湾带来的是良性竞争?

  宗庆后:因为台湾比较小,2千2百万人口,已经比较发达了,再去加剧竞争,我认为比较麻烦。所以当时王志刚(台湾外贸协会董事长)请我吃饭。我建议台湾每个县与大陆一个省挂个钩,就解决销路问题了。台湾一个县几十万人口,跟大陆几千万人口的一个省挂钩,消化台湾的产品是很简单的事情。

  日本人很害怕与中国人合资

  问:娃哈哈是否会走出去?

  宗庆后:我们企业这些年一直没有开拓国际市场。因为中国大陆有13亿人口,这是最大的市场。现在整个行业每年增长百分之二十多,这两年增长会更快,我想把我们自己的市场先做透、做足。在中国大陆市场,应该说是与世界上所有的名牌都在竞争,也是一个竞争锻炼的过程。今后再出去的话,我觉得也比较方便一点。

  问:去年有一个日本的乳酸企业跟你有过接触,这之后有没有具体进展?

  宗庆后:这个日本人很害怕跟中国人合资,我们是欢迎他的。可能日本人看不起我们中国人,但真正在市场竞争当中,我们不输给日本人,所以他心理上很矛盾。我们欢迎跟日本企业合作,因为日本在某些方面的技术上确实领先,我们要通过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解决好住房问题 社会就会稳定很多

  问:政府一直在提就是消除贫富差距,但是贫富差距非但没有减小,反而越来越大。作为刚刚出炉的胡润富豪榜第一名,作为人大代表,你认为国家在消除贫富差距方面有什么可以做的?

  宗庆后:实际上,我觉得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收入是大大提高了,生活水平也是大大提高了。关键是存在一些不平衡,所以造成比较大的贫富差距,有很多不满情绪,再加上现代年轻一代没吃过苦头。我们年轻的时候,饭也吃不饱、衣也穿不暖,感觉现在的日子是很好过的。年轻一代没吃过(苦),感觉你们生活很好,他的收入没你高,心态就很不平衡。

  所以这次我也提出来,要解决参加工作5年之内的年轻人生活压力的问题。现在的年轻人或者是大学毕业,或者是农村到城市里务工,都是有文化的,跟以前的农民工不一样。我们厂已经取消了农民工的称谓,改叫外来青工。这个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也是一个客观规律,国家发展到一定程度,农村就会有剩余劳动力。我在农村的时候,一亩地就(产)几百斤粮食,现在的农村一亩地得上千斤,甚至将近两千斤的粮食,不需要那么多农民解决吃饭问题,劳动力就多出来。现在劳动力的转移主要转移到大城市,大城市生活层次比较高,所以他一开始确实也在想事业问题。他到中小企业就业的话,中小企业一般没有集体宿舍,他租房子可能要一两千、两三千,他的收入也只有三千块左右。他这个生活怎么继续,他很难生活下去,包括大学生也是一样,所以他就可能不太满意。

  另外,他刚刚就业的时候,还没有适应工作的能力,让他一下子适应工作,我觉得做不到。他需要有一个学习过程,(但是)他生活都安定不下来,他怎么去学习。我想,这一代人是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主力军,而且是我们国家跟民族未来的希望,不把他生活安定了,让他努力工作、努力学习的话,我觉得对整个社会是不利的。

  所以我要提出的建议就是,这些人社保交得比较高,现在最高是40%左右,这个要让他免缴,他的收入肯定就会提高很多。第二,我觉得关键是要解决住房问题,我曾提出阶梯式供房。刚毕业,给他廉租房,廉租房租金占他收入的10%左右,这样才能租得起。在工作几年后,他要成家立业,你要给他一套经济适用房,占夫妻收入的20%,花15年时间还本还息把房子买下来,我觉得这也是能承受的,这样他才能安心工作。当然,我认为事业有成的毕竟是少数,成为富人的毕竟也是少数。有钱了去买商品房,我们可以不管,但要把经济适用房退出来。这样子就能真正解决住房问题。我认为,现在这个住房问题不是短期问题,不是说现在形成泡沫,怎么去解决泡沫的问题,而是长期要解决的问题,因为年轻一代代在出来。我觉得把这个问题解决好了,社会就会稳定很多。我感觉,现在最不稳定的就是这批人,这个问题要着手解决。

  既赚钱又当官绝对要出毛病

  问:现在有媒体提出一个词汇,叫“富豪政治”,你是否认同这个观点?

  宗庆后:我不认同,实际上富豪现在也参与不了政治。我始终认为企业家要懂政治,但不能参与政治;当官的参与政治,就不能参与经济;不要想既当官,又赚钱;也不要想既赚钱,又当官,这个我认为绝对是要出毛病的。像你们刚才所说的,我是被胡润评为首富,那应该也算是个富豪了。你看我刚才所提的,既是为富豪在说话,也是在为老百姓在说话。国家经济发展了,人民生活安定了,企业家才能生存下去。社会不稳定,你企业家怎么生存得下去。所以我觉得这也体现了,作为一个企业家要懂政治,但我觉得不能参与政治。

  最崇拜毛泽东最喜欢他说的“为人民服务”

  问:您最崇拜的人是毛泽东吗?

  宗庆后:应该说,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什么书都不能看,只能看《毛泽东选集》,毛泽东军事上还是有一套的,尽管经济上搞得不怎么样。但总的来说,他的管理(办法),我们是可以借鉴的。

  问:您最喜欢他说的哪一句话。能和我们分享一下吗?

  宗庆后:最喜欢他说的“为人民服务”。

  如何处理富二代接班问题

  问:根据媒体报道,您女儿和你的领导方式是不同的,你们现在是如何分工?

  宗庆后:中国企业应该是以人为本。如果在你这个企业工作,生活水平很低,我觉得他不会卖力工作,跟个人的感情联络也很重要,就是以人为本。她受的是美国教育,美国有点硬碰硬,我是老板,你是员工,我给你多少钱,你就给我干多少活,比较强势一点。她现在也在改变,回到中国以后,她必须要接受中国的文化。我让她管了一批工厂,管了一些新的印刷产业。我基本上不管她,让她自己去发展,有困难了再找我,我再帮她解决,我觉得对她锻炼成长有好处。

  问:你有没有教她如何成为一个企业家?

  宗庆后:你说教她的话,可能她也不太吱声。(我)就是在平常交谈当中慢慢影响她,这样可能会好一点,因为她是留学生,我本身没文化,初中毕业,所以你要说教她,说不定她说你没文化,还教育我。

  问:有些人说她是富二代,她确实也是富二代,我不知道她在管理上让你觉得非常好的地方?有没有富二代的感觉?

  宗庆后:没有富二代的感觉。她就给你个工作表,你去干;我可能就交代得比较清楚,因为我比较有经验,要你怎么干,你就该怎么干。她创新性比较强,但要求也比较高,批评(人)比我还厉害,这就是差别,算是各有所长。

  问:你觉得她最像你的地方什么?

  宗庆后:最像我的就是比较勤奋。

  问:如果你退居二线,娃哈哈如何保持健康发展?

  宗庆后:我觉得就是富二代接班的问题。我们第一批肤浅的人搞的都是传统产业,而且都是比较低档的产业。第二代基本上都接受过高等教育,现在大部分都是在国外接受的教育,想法可能跟我们不太一样。所以我认为,我们第一代民营企业家肯定不会由第二代接班,我看很大一部分都不是(第)二代接班,他们会去开展新的事业。但是找一个接班人也没有关系,像我管理接班人没有关系。过去有人揣测,我什么都是自己干,其实我是比较勤奋,什么事情一开始是我自己干,干完以后交给你再干,因为你必须要了解。现在我开始授权了,他们应该也能够把公司管好,我认为没什么太大问题。

  解释“为何取消自己的美国绿卡”

  问:你昨天宣布取消自己的美国绿卡,以后去美国是否会不方便?

  宗庆后:当时主要是在美国有罐头出口业务,经常跑美国,签证比较麻烦,所以就申请个绿卡,也方便一点,我女儿在美国读书,进出也可以方便一些。但是后来出口美国的(生意)也不赚钱,就不太去了,我女儿大学毕业后也不去了。在和他们打官司之前的三年,我一次美国都没有去过,这个绿卡已经没用了,因为按照美国律法规定,每半年之内不能离开美国。本身我就无所谓,后来在打官司的时候,我去找他们的总领事,很轻松就退掉了。中国护照现在到很多国家都要签证,是比较麻烦,要展开国际贸易也不方便。现在中国经济非常强大,相对而言签证也稍微方便了一些,我可能签证更方便一些了。不单单是我,现在我们公司的人签证也方便一些,因为我们不会有人跑到国外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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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全国两会期间,第十、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西安外事学院院长黄藤接受对话,讲述人大代表履职之路。他认为提出的议案大部分得到落实,自己很感慨,并称政府部门和人大都非常重视代表意见,会给予书面回复,从来没有敷衍过。

  提出的议案大部分得到落实我很感慨

  问:在这十年的人大代表之路上,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黄藤:这十年里,我最大的感受还是国家的发展与民主法治的进步。从细节上来讲,这十年来代表提出的建议,越来越受到政府重视,答复、落实、完善的程度越来越好,这也从侧面反映了民主建设的步伐是非常的快。在这十年里,国家的发展大家有目共睹,法治体系建设也是突飞猛进,人大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包括我在内的代表们在这方面也提出了很多重要建议。

  问:你这十年最大的成就是什么?

  黄藤:我作为人大代表,首先是要审议和审核政府报告、预算报告,同时要对关系的国计民生的重大事件、自己关注的事件、以及群众反映的事件进行呼吁,提出建议,也联名提了很多议案。在这十年里,我们提的议案包括法律修改,包括对一些大型工程的意见。我是陕西代表,我们陕西的渭河治理,也是来自于人大代表的议案和呼吁。

  作为个人,我觉得也有重要建议得到了落实。我曾建议对民办学校和民办学校的学生进行助学和贫困补助,要和公办学校一视同仁,教育部、财政部都非常重视,很快就落实了。现在全国民办学校的贫困生都享受到了国家财政补助,民办学校学生也能拿政府给的助学金。

  另外还有一些具体个案,比如说退休职工、转业军人,他们有不平,要求人大代表来替他们呼吁,我们把他们的信件呈转给有关部门,有关部门的领导也接见了这些同志,得到比较好的反馈。

  这十年里,我自己独立提出和联名提出的议案建议可能有几百条之多,应该说大部分都得到了落实,还是很感慨的。这个渠道是非常畅通的,各级政府都非常重视代表建议,人大也提供很多方便。给了很多的信封和信纸。即使是在闭会期间,你无论有什么样的建议和意见,就可以提出来,不仅仅局限在开会的时候提。

  问:你每年为了写建议和议案都要调研,是否需要很长时间?

  黄藤:当然了。调研分两种,一种是集体履职,就是由我们省人大组织全国人大代表或是全国人大会组织代表,进行一些专题和专项的集体调研。更多的是我们自己对自己关注的问题进行实地调研。像我提出的吸烟问题、学前教育问题、为民办教育进行补助的问题,我之前都做了大量调研,在意见中要列举很多数据。也就是说,提出建议时,要有准确事由、解决方案,以及对方案可行性的基本论证。不花大量的功夫,很难保证建议的高质量。

  二三年内幼儿园问题会有比较大的改观

  问:你刚才谈到学生教育,你认为幼儿园问题是否是值得关注的民生问题?

  黄藤:政府在这方面下的力气还是非常大的。这两年,无论是国务院还是各地政府,都拿出了大量的精力和财力突击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我想,在二三年时间内,幼儿园问题就会有比较大的改观。因为建设还需要一个过程,尽管政府的钱已经投下去了,入园儿童的数量在增加,提供的服务质量也在提高,但还没有完全显现出来。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得到缓解。

  问:你对机关幼儿园是否进行过调研?

  黄藤:无论是小学、中学、大学,还是幼儿园,它都有自己特定的服务对象、区域对象,我觉得这种情况是客观存在的。当然,我们希望所有学校、幼儿园都公平对待每一个民众,但在实施环节仍然存在地域、行业等指向性问题,这也是客观现实。我们只能逐步解决,不可能所有问题都在一夜之间得到理想化的结果。

  问:你是如何当上全国人大代表的?

  黄藤:全国人大代表是经过一层一层的选举产生的。具体来说,就是由陕西省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选举我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大会的代表,这个过程在全国范围内都是统一的。

  政府重视人大代表建议从没有敷衍过

  问:你在履职过程中如何行使自己的的监督权?

  黄藤:监督权是国家赋予代表,或者说赋予所有民众的一个基本权利。监督权的行使分为三个不同层面。第一个层面,就是在大会期间,像在人民代表大会上,总理要向我们做工作报告,检察院和法院要做工作报告,中央财政和中央的计划报告也要拿到这里来审议,还要报告去年的财政结算。每一项报告代表都要认真听,认真看,要发表自己对报告的看法,满意不满意,出问题和建议。这就是集中履职,也是代表履职中最重要的事情。

  第二个层面是在大会以后。如果代表发现国家机关或者政府人员并没有按照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规则去执行办理,我们就有义务把情况用个人或集体联名的形式进行反应。

  第三个层面是,如果代表自己没有发现问题,但是群众发现了问题,他们就会希望你去关注。我们会通过正常的、合法的渠道,把这些呼声反应给不同部门。对于人大代表给的信件,政府部门和人大都还是非常重视的,都会给予书面回复,从来没有敷衍过。

  问:你在人民代表大会上投过反对票吗?

  黄藤:投过。有一些选举事项,我个人是不同意的,就投了反对票。还有一些是针对事件的,比如说对一些法律条文的修改,我也会投反对票。

  人大代表身份意味着终身责任

  问:你能谈一下人民代表大会吗?

  黄藤:人民代表大会是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个非常重要和基本的制度,这么多年来,做了非常有价值的良好的探索,我希望它能够真正按照宪法的准则,完成宪法赋予它的责任,使得我国的政治制度在世界上作出很好的表率,为把我国建设成一个繁荣、昌盛、强大、富裕的国家,作出应有的贡献。

  问:对你而言,人大代表的身份意味着什么?

  黄藤:人大代表意味着一种责任。现在平均每六十五万人产生一个人大代表,在我们国家政治制度下,自己感觉到自己身上肩负着六十五万人的这一份责任。我们一定要把自己的职责履行好,在任期内要责无旁贷,即使下一届不当了,由于有人大代表的经历,我们也要利用在履职过程中积累的经验,继续反应人民的呼声。我觉得这个责任是终身的。

  问:你如何看待基层选举现状?

  黄藤:我觉得基层选举是中国民主建设一个非常重要,或者说非常好的尝试。尽管在选举过程中仍然有贿选、舞弊、暴力、拉票等不健康现象,但这毕竟是中国走向全民选举的最基本、最基础的尝试,会为国家的民主建设和将来的选举积累经验。至少这是一个进步,是非常值得肯定的,我觉得这条路还要坚定不移地走下去,这是我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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